导演彭小莲活出自己

在我生命的六十多个春秋里，这是第一个没有彭小莲的春天。她走了快一年了（彭小莲， 1953.6.26—2019.6.19）。

八十年代初，暑假中的一天，我正在看书，听到走廊里有人叫我，抬头一看，小莲已经大步走进了房间。“在看什么书啊？” “英文语法。” “喔唷唷，这种书我是不会看的。哎，我们去小学看看杨校长好吧？”

童年、少年时代的小莲

虽然没见面，可因为她在我们那一带小有名气，听到过一些传闻。她在马路上跟小流氓吵架，凶得要命；她跟我们班一个很野的男生在阳台上男女二重唱；她去江西插队了；她考上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了。传闻真真假假，虚虚实实。那些年，自顾不暇，可是有人提到她，我会竖起耳朵，毕竟是老同学嘛。听罢，心生一丝佩服，一丝宽慰，那样的处境，她依旧可以活得那么大胆张扬。

插队时代

那十四五年，是我俩人生中变故最大，坎坷最多，磨难最深的岁月，可是，我们活过来了。小莲率真，活跃，漂亮如旧。虽然多年不见，彼此没有生疏感，不需要解释，没必要客套，我们是一路人。

我俩说说笑笑，走在宽宽的淮海路上，哪年插队，哪年上调，哪年上学……那年她在北京上大学，我在上海的大学教书，是我们那代人成功脱离苦海的幸运儿。至于光彩表层下的累累伤疤，我们还没有勇气去揭开，去述说，先放一边吧。

去小学溜达了一圈，暑假期间，想拜访的老师校长都不在，于是就一起去陕西路口的上海第二食品商店买饼干。我正要去北京，朋友的妈妈想念上海的华孚饼干，让我买几袋。找到了包装好的饼干，正要买，小莲叫起来，“买散装的，散装的又便宜又新鲜。”她指手画脚的，饼干就进了真空的塑料袋。帮我捧着饼干走出来，她很高兴，“我们省了六七毛钱吧？”“真没想到，你下乡下得那么会过日子啦？”“我向来会过日子，”她大声。

真的，我们平时看到的都是小莲光鲜的外表，她总是穿得整整齐齐，干干净净，一看就是体面人家的孩子。实际上，她家五个孩子，靠母亲一个人的工资开销，并不宽裕。她在小说《回家路上》里写道，“小的时候，妈妈不会让我穿得破破烂烂的，她决不愿让我们显出一副穷相。她把自己的灯芯绒外套改给我，然后拿到店里去染了一下，看上去和新的一样。好几年过去了，我似乎始终没长个儿，一直穿着，外套染了三次，终于有一次，店里不干了......” 因为外套的袖口已经磨损了。

跟她母亲一样，小莲是骄傲的，而且看上去就是骄傲的，昂着头，毫不掩饰喜怒，大声坚持己见。

八十年代跟谢晋导演在一起

1982 年，小莲从北影毕业，分到上海电影制片厂。那时候，我在美国，按部就班念硕士念博士找工作，谋生耗尽了精力和时间。1985 年在大学图书馆的中文杂志上看到了小莲的中篇小说《黑夜 白昼》，一口气读完，给她写了封信，祝贺她。不久，收到了她的回信，具体说了什么都忘了，只记得结尾是，“好好的啊，活出你自己。” 如此强烈的个人意识，在那个年代不多见，可我基本置于脑后，坚持世俗。直到有一天，忙得似乎有点眉目了，坐在舒适的沙发里，突然恐慌起来。

于是开始了精神心理的自救，从图书馆借了一大摞中文书刊，看得昏天黑地，看到了小莲的好几篇作品，《阿冰顿广场》、《燃烧的联系》、《被腐蚀的渴望》、《在我的背上》 她的语言有独特的魅力，把读者带入无尽的梦魇，令人压抑，令人不安，令人焦虑。她不玩调侃，不玩悬念，不玩潮流，用朴素的文字记述真实的历史和真实的人生， 其中不乏她个人和家庭的经历。

九十年代

再见面是 1996 年初，她在美国留学了七年之后，回到上海，成了导演。我则在美国安营扎寨，学术休假回国陪伴年迈的母亲。神奇的是，小莲在我抵沪的前两天给我妈妈电话，问我近况，并留下了电话号码。我连忙打过去，她在忙回国后拍的第一部电影《犬杀》，跟她的团队住在上影厂附近的酒店里，我们约定在上影厂门口见面。这一次， 又是十几年没见了，其间我们彻底告别了青年时代，成了名符其实的中年人。

那段时候，徐家汇附近是一个巨大的建筑工地，满目脚手架、建筑材料、瓦砾废墟，道路高低不平，重型卡车轰隆轰隆的，一辆接着一辆，扬起铺天盖地的灰尘。她从灰蒙蒙的尘土中走出来，昂着骄傲的头，宽大的夹克，合身的牛仔裤，粗笨的大兵靴，大幅度的挥手，响亮的笑声，像是战场上下来的斗士，豪放粗犷自信。

我们像西方人一样紧紧拥抱，彼此仔细打量，齐声抱怨时间过得太快。她建议去一家相对简陋的饭店，“我们只要一盘荠菜肉丝年糕，量很大，两个人吃都够了，那里茶免费，我们就在那里喝茶聊天。”那么实在，没有一点虚荣。那顿饭从中午吃到傍晚，华灯初上， 因她晚上还有事，才不得不分手。

话题围绕她为什么决定回国。那时候，她母亲还在，“我不想在生命中留下任何的遗憾， 我一定要回来陪她。”当然，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，是她对电影强烈的爱，回国能给她更多拍电影的机会。她也爱文学，讲的是我们中国人的故事，离不开中国的文化土壤。

接下来的二十多年，我们再也没有断联，开头一年数次，越来越频繁，到她生命的最后几年，一月数次，一周数次，甚至一天数次。

九十年代末拍摄《上海纪事》

《他们的岁月》出版后，我跟她，在淮海路的一家茶吧里，谈了整整一下午。那年，《小说界》发表了我的一个中篇《去似朝云无觅处》，后被《小说月报》转载。那是基于我的经历，用轻松的笔调讲述一段沉重的历史，我只能那么写，只写得到那个度，我的内心没那么强大。小莲细叙了《他们的岁月》的写作过程，写这本书对她挑战极大，素材在那 里，可是要写出来，就得忍受极度的情感痛苦。她经历了精神炼狱，才把父亲被人活活打死的情景演变成短短的几段文字，她经常写得泪流满面，夜不能寐。我深知她告诉我这一切的原因，她不满意我写的，因为远远没达到她想看到的深度。

小莲作品的书封上常用的“作者像”

小莲最大的就是“真”。在拍完《美丽上海》之后，她开始拍摄《红日风暴》，一部关于“胡风分子”命运的纪录片。那时，大多数胡风案的受难者已经离世，再不拍就来不及了。她毅然决然地背上摄像机，去各地采访在世的胡风分子。这成了她的使命，要把真实的历史留在人间。这部影片前后拍了六年，小莲付诸了大量心血；她还倾囊而出，花尽了所有的积蓄。对于付出，她缄口不言，这是她为自己选择的历史使命，她一个人的沉重的十字架。在全民买房买股买车买地位买品位的潮流中，她安于清贫简朴，精打细算，省下来的每分钱，都是为了更准确地去展现“真实历史”。为此，小莲再次经受了精神炼狱的煎熬，她称自己落到了惨不忍睹的境地。可是，她的生命力和她的理性没有放弃，在药物的辅助下，坚持不懈的阅读写作思考把她慢慢拉出了抑郁症。

为《回家路上》的读者签名

我的书橱里，有十来本她写的书，还有这些年来，她陆陆续续送给我的一百多本书，每本都是她认为最好看的。每次来美国，都扛着重重的行囊，把厚厚的一叠书送到我手里。

她最后一次来美国是 2017 年初，一个人住在我旧金山的家，到了周末，我才有时间去看她。有一天，我一打开大门，她就像小孩一样欢呼，“你来啦！高兴高兴！”在水产店看到巨大的生猛海蟹，“哟哟，这么大，我们一定要一人吃一只！”发现了钟爱的橄榄绿外套，她在试衣镜前转来转去，摆出各种姿势，“灵吧？灵吧？我穿了好看吧！”她极具感染力，善于营造气氛，轻而易举就能让你跟她同喜乐，共悲伤。

每次她来我家，我们就不停聊天，口干舌燥，仍不尽兴。我去上班，她就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写个不停，戏称我家是她写作的风水宝地，每次来去匆匆，却在我家完成了《喧嚣背后的角落》、《记忆的颜色》、《童年 四季的秘密》的大部分文稿。

本以为，这样岁月静好的日子会持续下去，直至晚年。可是她 60 岁那年，确诊癌症，接受了几近两年的强化治疗，备受病痛折磨。小莲要强，一边做着化疗，一边写书。化疗做完，《不要给我讲故事，我需要的是人物：认识好莱坞导演罗伯特 奥特曼》一书也写完了。在这本书的后记里，小莲直白了自己为什么需要阅读和写作。

与《编辑钟叔河：纸上的纪录片》一书的主人公钟叔河先生和合著者汪剑合影《编辑钟叔河：纸上的纪录片》一书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于2019年8月出版

确诊癌症复发后，依旧登上去日本的邮轮

我以为，凭她顽强的生命力，她能再次闯过鬼门关。然而，坏消息排山倒海，连续数月， 我会在半夜收到她的微信，咳得停不下来，无法入睡，疼痛难忍，坐立不安。甚至说， “真想死啊，也没有什么可坚强的，想办法去死，才是真正的坚强。”她让我把美国安乐死的过程搞搞清楚，我们权衡了各种可能，发现那条路走不通。

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她受苦，无能为力。相信奇迹之类的话，我说不出口，会被她骂回来，她清楚自己被判了死刑。我所能做的，就是分散她的注意力，继续谈她的阅读和写作。她来信说：“他们听说我生病，非常不放心，说不要着急写，要先养病，当然知道， 写作是我的生命。其实，他们根本不知道，写作根本不是我的生命，是我的救赎。我给你一写信就是长信，写着写着就收不了。因为写，也是精神层面的事情。我怕见朋友，因为是精神层面没有交流，一看见我，他们就说你好坚强啊，我无语。跟你，我们俩性格非常不一样，但是我们的价值观，境界是一样的，所以可以交流。”

《请你记住我》宣传海报上的导演像，照片上的她正在接受化疗。

在小莲生命的最后几个月，又发表了中篇小说《入住癌病房》，完成了《纸上的纪录片》一书的书稿，发布了她最后一部影片《请你记住我》。对于影片的票房，她的态度是： “我他妈的，都不在乎，你们都是在想名利的事情，跟我没有关系了。我要表达的，我都表达出来了。”

去年 5 月初，我终于得以抽身回国，去跟她做最后的道别。

第一次去，王安忆和《收获》的编辑肖元敏正好在探望她，她非常高兴，虽然身体虚弱， 说话基本失声，但她跟王安忆连续说了两三个小时。我们都以为，治疗有一定的效果，奇迹可能会发生，生命力这么强的人，不会说走就走的。其实这是小莲用她生命的余烬，燃烧出来的火焰。

5 月 8 日，我又一次，也是最后一次，去见她。她极度瘦弱，吞咽呼吸都困难重重，可是继续在电脑上写最后一本书。她看着我，眼睛闪闪发光，口气十分平静，《纸上的纪录片》完稿了，将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；《死亡代言》（原名《三个陌生人》）在写，写得很粗，她没有精力再改了，只想早日完成，就能上路走人。

死亡，这个话题，我们谈论过多次，曾经是抽象的，现在是具体的了。我问：“你这一生有没有遗憾？”她说：“没有。”“有什么放不下的事吗？”“没有。”“有什么我可以帮你做的吗？”“没有。”

死亡，她在email 里写道：“我觉得，自己从小对世界充满恐惧，到了上次大病的时候， 才刚刚从死亡边缘走向精神层面，已经不再惧怕。恐惧是因为物质的个体和世界，在崩溃之前的暗示，但是精神富足了，你不会害怕了。精神的富足是可以战胜物质的身体的。不一定要什么宗教信仰，信仰在我们自己的精神里！”

那天下午她还要去做公证，我不想让她太累，生离死别，终有分手的那一刻，我向她道别，她说：“不容易啊，我们做了六十多年的朋友，一辈子的朋友。”我们抱头痛哭。

她吃力地站起来，送我到门口，我不想再惹她哭。“小莲，还有一件事，如果真的有灵魂，你一定要记得托梦给我。”

我把门轻轻地带上，六十年过去了，一切都成了往事。

走进五月明媚的阳光里，明亮温暖抚慰着我，慢慢地，静静地，内心渗溢出深深的感激。承蒙上苍的关爱，赐予了我如此一份厚礼。

感谢小莲的大姐姐，彭旻女士，提供文中的照片。(本文来自澎湃新闻，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“澎湃新闻”APP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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